
14 天前
2025年中华遗嘱库的一则案例,把一个隐秘的困境摆到了台面上:一位00后在遗嘱中,将自己使用7年的游戏账号和工资存款一同留给姐姐。与此同时,某已故歌手的音乐平台账号因手机号被二次放号遭陌生登录,上海大学生周某想继承母亲运营的公众号却被平台拒绝。当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被数字资产填满——从微信余额、粉丝过万的短视频号到云相册里的私人回忆,“数字遗产”不再是小众议题。但这些承载着金钱、情感与劳动的数字痕迹,为何在主人离世后,要么被平台收回,要么成了亲人触不可及的“孤岛”?
中国《民法典》第127条虽明确“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这只是一句宣示性条款——没有定义数字遗产的范围,没有明确继承的操作流程,更没有规定平台的配合义务。这直接导致大量相关诉讼陷入僵局:要么因“于法无据”不被受理,要么即便胜诉也难以执行。
这种空白并非中国独有。美国虽有部分州推行《数字资产受托访问修订统一法案》,赋予遗嘱执行人有限访问权,但仍受平台条款和联邦《电子通信储存法》的双重限制;欧盟GDPR对数据隐私保护严苛,却未明确死后数据的继承规则。而数字资产的价值评估更是难上加难:游戏装备的价值随服务器热度波动,自媒体账号的收益依赖粉丝活跃度,这些没有公开合法交易市场的资产,连司法判定都找不到统一标准。
当法律还在追赶数字时代的脚步时,平台早已通过用户协议划定了规则。绝大多数主流互联网平台的条款里都写着:“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用户仅享有使用权,禁止转让、继承”。这意味着,你花几年时间运营的公众号、充了数万元的游戏账号,本质上只是平台租给你的“虚拟摊位”——一旦你离世,平台有权随时收回。

这种条款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平台需要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但它也成了数字遗产继承的最大障碍。周某想继承母亲的公众号时,平台以“个人类型账号不支持继承”为由拒绝;有人想提取已故亲人的微信余额,却要提供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公证文件等一系列材料,流程繁琐耗时。更关键的是,即便有法院的生效判决,平台仍可能以“技术限制”“隐私保护”为由拖延执行——毕竟,账号的控制权牢牢握在平台手中。
除了法律和平台的阻碍,数字遗产继承还面临技术与伦理的双重难题。技术上,多因子认证、加密存储等保障账号安全的手段,在主人离世后都成了亲人难以跨越的壁垒:忘记密码、丢失私钥,就意味着数字资产永远无法找回;即便有遗嘱,平台的人脸识别、手机验证码验证也能把亲属挡在门外。

伦理上的困境更微妙:云相册里的私人照片、聊天记录里的私密对话,这些承载着逝者隐私的内容,是否应该全部对继承人公开?如果亲人继承了社交账号,是否会侵犯逝者联系人的隐私?青岛大学副教授周思钊的话点出了核心:“数字遗产的继承,是财富与情感的平衡,更是继承权与隐私权的博弈。”目前,社会对这种平衡的边界尚未形成共识。
202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将“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民事案由,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些平台也开始尝试推出“遗产联系人”功能,允许用户预先指定亲人在自己离世后访问部分内容。但要真正破解数字遗产的治理难题,还需要法律、平台与个人的共同努力:法律需要填补空白,明确数字遗产的法律地位和继承流程;平台需要在用户权益和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而我们每个人,或许也该像立遗嘱分配房产一样,提前规划自己的数字遗产。 数字遗产的本质,是数字时代对“以人为本”的重新定义——数据不仅属于平台和资本,更属于创造它、赋予它意义的每个普通人。让逝者的数字痕迹不被轻易抹去,让亲人的情感与财产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数字社会必须回答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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