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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温实验|诺贝尔物理学奖|液氦|卡末林·昂尼斯|超导现象|凝聚态物理|数理基础
想象一个电流可以永恒流淌、毫无损耗的世界,其稳定性能甚至超越宇宙的年龄。这并非科幻,而是“超导”现象所描绘的物理实在。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奇特的量子王国一直是天才、灵感与激烈竞争的沃土,催生了至少五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影响了十位科学巨匠。它的百年历史,不仅是物理学的突破史,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创新、合作与挑战认知极限的壮丽史诗。
1911年,荷兰莱顿大学的实验室里,一个物理学的新纪元在不经意间被叩响。卡末林·昂尼斯在成功将地球上最后一种顽固气体——氦气——液化后,获得了进入极低温世界的钥匙。利用4.2K(约零下269℃)的液氦,他开始探索纯金属在接近绝对零度时的导电行为。当他测量金属汞的电阻时,一个惊人的现象发生了:电阻在某个临界点突然消失为零。他在实验笔记中激动地写下“超级导电”的字样。这一源于对极限低温探索的意外发现,为昂尼斯赢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奖,也为人类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物质状态。

然而,超导现象的微观机制,却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成为了困扰包括爱因斯坦、费曼在内最顶尖物理学家的“世纪难题”。直到1957年,伊利诺伊大学的“三人团”——约翰·巴丁、利昂·库珀和约翰·施里弗——才最终破解了密码。巴丁,这位日后唯一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传奇人物,敏锐地组织了这次攻关。库珀首先证明,电子在晶格中可以通过交换声子形成微弱的吸引力,从而配对成“库珀对”。而年轻的施里弗,据称是在一次返校的火车旅途中灵感迸发,写下了描述所有库珀对协同运动的量子波函数。他们共同创立的BCS理论,完美解释了常规超导体的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为三人赢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奖,也为凝聚态物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石。
BCS理论的涟漪迅速扩散。1962年,年仅22岁的剑桥研究生布莱恩·约瑟夫森,基于该理论做出了一个大胆预言:在两个超导体之间即使隔着一层薄薄的绝缘体,库珀对也能“隧穿”而过,形成超导电流。这一“约瑟夫森效应”最初遭到了包括巴丁在内的权威们的质疑,但很快被实验证实。它不仅揭示了超导态宏观的量子相干性,更为超导的应用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弱电应用。如今,从探测人体微弱脑磁信号的超导量子干涉仪(SQUID),到未来量子计算机的核心部件超导量子比特,都建立在约瑟夫森的理论基石之上。这项天才的洞察,为他赢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几十年来,超导的应用始终受限于昂贵的液氦。理论物理学家甚至预言,超导临界温度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上限——40K,即“麦克米兰极限”。然而,1986年,IBM苏黎世实验室的柏诺兹和缪勒在一块不起眼的陶瓷材料中,发现了35K的超导电性,彻底打破了常规。这一发现为他们火速赢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奖,并在全球点燃了一场寻找“高温”超导体的竞赛。1987年3月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相关的讨论会吸引了数千名科学家,现场水泄不通,持续到凌晨,被誉为“物理学界的摇滚音乐节”。在这场竞赛中,中国科学家赵忠贤团队与美国朱经武团队几乎同时独立发现了钇钡铜氧超导体,将临界温度一举提升至93K,首次突破了77K的液氮温区。这意味着冷却剂可以从稀有昂贵的液氦变为廉价易得的液氮,为超导走向大规模应用铺平了道路。
在微观的BCS理论之外,另一条理论路径也对理解超导至关重要。苏联物理学巨匠朗道和金兹堡发展的“唯象理论”,虽然不探究微观起源,却通过一个“序参量”巧妙地描述了超导相变。随后,阿布里科索夫通过精妙的数学求解,预言了超导体存在两种类型。特别是第二类超导体,在强磁场下,磁场会以“量子磁通涡旋”的形式穿透材料,而非完全排斥。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何某些超导材料能在强磁场下依然保持超导特性,为超导磁体(如医用核磁共振仪)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这项先驱性的理论工作,金兹堡和阿布里科索夫分享了2003年的诺贝尔奖。

铜氧化物之后,超导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2008年,铁基超导体的发现成为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以陈仙辉、赵忠贤等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在其中做出了引领世界的贡献,一度创造了55K的铁基超导温度纪录。近年来,镍基超导体等新体系不断涌现,中国团队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截至2026年,高温超导的微观机理,这一凝聚态物理领域的“圣杯”,依然是悬而未决的世纪难题。谁能最终揭开这个谜底,建立能普适于所有高温超导体的微观理论,几乎可以肯定,下一个与超导相关的诺贝尔奖桂冠就将属于他。
从莱顿实验室里一次意外的电阻消失,到驱动量子计算机和未来能源的尖端科技,超导的百年诺奖之路,是人类智慧不断挑战自然法则的缩影。这场探索远未结束,它关乎基础物理的终极理论,也关乎人类社会下一场技术革命的到来。在这条充满未知与惊喜的道路上,科学的火炬正在代代相传,照亮着通往未来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