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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争议|数字遗愿|数字分身|斯科特·亚当斯|公共政策|AIGC|社会人文|人工智能
当已故漫画家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的数字分身,以他标志性的声调和节奏,再次于网络视频中侃侃而谈时,一种超现实的错愕感笼罩了屏幕前的观众。他仿佛从未离去,仍在犀利地剖析时事、分享哲学思考。然而,这份由AI技术精心编织的“在场”,却在他悲痛的家人心中划开了一道新的伤口。当科技赋予我们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让逝者在数字世界中“永生”,一个深刻的诘问摆在了所有人面前:这份永恒,究竟由谁来定义和主宰?
这场风暴的中心,是《呆伯特》(Dilbert)漫画的创作者斯科特·亚当斯。他生前,确曾在2021年的一档播客中对数字来世表现出开放态度,甚至表示给予任何人制作其AI版本的“明确许可”。他认为自己大量的公开言论使他成为“一个很好的AI改造候选人”。
然而,在他因癌症于2026年初去世后不久,一个AI生成的“斯科特·亚当斯”账号开始活跃,发布着与他生前风格高度一致的视频。这并非致敬,而是一场侵犯。亚当斯的家人通过其官方账号发表声明,坚决谴责这一行为是**“未经授权的身份使用”**,称其为“捏造的版本”,给家庭带来了“极度的痛苦”。

AI账号的运营者则以亚当斯生前的言论作为挡箭牌,声称其存在是“对他已声明愿望的直接实现”。这场公开的对峙,将一个尖锐的矛盾暴露无遗:一个人生前对自身数字形象的开放性表态,是否能凌驾于其去世后家人的情感与合法权益之上? 这场“漫画家之争”,成为了数字“永生”时代个人意志与家属权益激烈博弈的标志性事件。
让逝者“复活”的技术,已不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其背后是深度学习、大型语言模型(LLM)和多模态AI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三个递进的层次:


斯科特·亚当斯一家的困境,折射出法律在技术面前的滞后。当一个生命在物理世界终结,他在数字世界的“人格”该如何被对待?
法律的天平并非完全失衡。中国的《民法典》第994条明确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其近亲属有权依法维权。2023年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更是要求,使用人脸、人声等生物识别信息进行深度合成时,必须取得被编辑个人或其近亲属的“单独同意”。这意味着,即便亚当斯生前有过模糊的许可,未经其家人同意的“复活”行为,在法律上依然站不住脚。
然而,更深层次的困境在于**“数字遗产”的模糊地带**。社交账号、聊天记录、数字作品……这些承载着个人记忆与价值的“数字遗物”,其继承和管理至今没有清晰的法律框架。平台的用户协议往往规定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这与公民的财产继承权形成了天然的冲突。逝者生前的意愿、家人的情感寄托、平台的商业规则与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复杂难解的罗网。
抛开法律的条文,AI“复活”更是一场直击人心的伦理拷问。它是一剂良药,还是一味毒品?
对于许多人而言,这项技术无疑带来了巨大的情感慰藉。音乐人包小柏利用AI复刻因病去世的女儿,让她在数字世界里继续唱歌、对话,弥补了天人永隔的遗憾。对于那些错失告别机会、深陷长期哀伤的人来说,与“数字亲人”的互动,或许是完成告别、走向疗愈的重要一步。
但慰藉的另一面,可能是更深的伤害。过度依赖虚拟的数字人,可能会阻碍正常的哀伤过程,让生者沉溺于幻象,无法回归现实生活。更危险的是,AI生成的言论永远无法真正代表逝者,它可能被恶意操纵,发表不符合其生前价值观的言论,扭曲其在公众记忆中的形象。当寄托哀思的工具沦为一门生意,在电商平台上被明码标价时,对逝者尊严的消费和剥削,已然越过了伦理的红线。
斯科特·亚当斯的数字幽灵仍在网络上游荡,它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伤痛,更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未来预演。AI“复活”技术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些最根本的问题:生命的边界在哪里?记忆的本质是什么?一个人的“身份”是由其生物性存在定义,还是由其产生的数据总和定义?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AI创造的只是一个基于数据的“信息茧房”,一个精致的回响,而非那个独一无二的灵魂。它能模仿过去,却无法创造新的未来。真正的纪念,或许不在于用代码重塑一个不会犯错、永远在线的完美幻影,而在于接受生命的有限,并珍藏那些真实、温暖、哪怕带有缺憾的回忆。
这场由漫画家引发的争议,最终将推动法律的完善、伦理的共识和平台的责任。在通往“数字永生”的道路上,技术可以走得很快,但人类的尊严、情感与伦理,必须成为那条不可动摇的基准线。毕竟,如何选择告别,如何尊重逝者,最终定义的是我们作为生者的文明高度。